• 三国马超著名人物介绍

    三国马超历史评价

    本名:马超,别称:锦马超(名著),字号:孟起 可悲可叹的英雄人物

    马超(176年-222年),字孟起,扶风茂陵人氏,卫尉马腾之子,东汉末年及蜀汉开国名将,汉末群雄之一。早年随父征战,马腾入京后,马超留驻割据雍州三辅。潼关之战被曹操击败后,又割据凉州陇上诸郡。失败后依附张鲁,又转投刘备。于章武二年十二月病逝(223年1月),终年47岁,追谥威侯。《三国演义》及民间文化中绰号“锦马超”,因俊秀容貌与狮盔兽带、白袍银甲的非凡装束而得名,有“不减吕布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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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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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汉末三国

    曹操:”今日几为小贼所困““几为狡虏所欺。”“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刘备:“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信着北土,威武并昭。”“抗飏虓虎”

    诸葛亮:“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

    荀彧:“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

    周瑜:“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後患。”

    杨阜:“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超强而无义”

    王商:“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

    潘勖:“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

    陈琳:“近者关中诸将,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阻二华,据河渭,驱率羌胡,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

    杨戏:“骠骑奋起,连横合从,首事三秦,保据河、潼。宗计于朝,或异或同,敌以乘衅,家破军亡。乖道反德,讬凤攀龙。”

    《魏略》:“腾子超亦号为健。”

    马超两晋南北朝

    陈寿:”马超阻戎负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穷致泰,不犹愈乎!“”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

    孙盛:“是以周、郑交恶,汉高请羹,隗嚣捐子,马超背父,其为酷忍如此之极也。”

    常璩:“汉末大乱,雄桀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韩、马、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逾万计,叱吒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

    杨侃:“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

    马超隋唐

    赵蕤:“袁本初虎视河朔;刘景升鹊起荆州;马超、韩遂,雄据於关西;吕布、陈宫,窃命於东夏;辽河海岱,王公十数,皆阻兵百万、铁骑千群,合纵缔交,为一时之杰也。”

    孔颖达:汉末曹操与马超对语,徐晃与关羽对语,皆仇敌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

    李商隐:“陇首云归,端溪遽逐。角岂触藩,臀终困木,海阔天尽,山深雾毒。许靖他乡,有名无禄;马超正色,宜歌反哭。何为善之无凭,而降灾之甚速!”

    戎昱:“能持苏武节,不受马超勋。”

    马超宋元

    徐铉:公侯必复,关西靡孟起之威。文武未坠,南郡被季长(马融)之德。存乎谱牒,无俟阐扬。

    李觏:”曹公用兵,不谓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于孙权者,非持山川之险,亦以马超、韩遂在关西故也。“

    何去非:”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

    唐庚:”先主始王汉中......马超卒......基业未就而一时功臣相继沦谢,如有物夺之者。“

    萧常:超去危即安,转祸为福,忠帅属士卒,前无坚对。

    程公许:“智勇绝伦,足以当一面。”

    陈郁:”诸葛武侯荐马超于先主,关羽恐其出己右,移书问之,武侯曰:’可与翼徳并驱争,衡然非髯将军比也。‘羽闻而喜,余谓武侯此语,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结羽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

    郝经:“马超父子勇冠西州,与韩遂颉翥为寇,残灭三辅,垦伤汉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汉遂以忘,天下分裂,不能归命有德,卒堕操手。阖门诛夷,债踣不悔,有勇无义,君子悼诸。然潼关之役,操几不免,孤剑来归,即厕关张之列,超亦人豪也哉。”

    胡三省:”当此之时,关西之兵最为精强,而破于操者,法制不一也。“

    陈亮:“关西诸将皆不足畏,所可惮者惟一马超。”“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孙刘争雄,天下分裂。盖其失止于留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于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计,不可以不先定也。”

    赵居信:”勇冠三军则马超。“

    马超明清

    罗贯中:“威震西凉立大功,渭桥六战最英雄。””西川马孟起,名誉震关中。信、布齐夸勇,关、张可并雄。渭桥施六战,安蜀奏全功。曹操闻风惧,流芳播远戎。“

    李贽:养子如马超,得人如许褚,俱快事也。

    谢肇淛:”汉季关、张称万人敌,岂独以勇力胜,忠肝义烈,盖有国士之风焉;不然,彼典韦、许褚、马超、曹彰等,非不并驱中原,碌碌何足比数也?“

    张大龄:”当汉之衰,马超提一旅,曹孟德几为所摧,况其馀乎?呜呼!此凉之所以为凉也。“

    陆深:”单马潼关会,阿瞒来送虏。不恨事无成,但恨事不武。马将军人中虎,力能捉曹公。眼当空许禇,英雄成败常有幸,舞阳杀人十四五。“

    顾祖禹:”马超、韩遂挟羌胡之士而东,以曹操之用兵,几覆于潼关。幸而超、遂亦两相携贰,智计不立,卒以解散耳。终魏之世,关陇有事,必举国以争之。故以武侯、姜维之才智,而不获一逞也。“

    觉浪道盛:”后周宇文护以毋在齐而缓之,马超弃父择主,固何如李傕也。无故使人缩高其亲,岂能望窦建德赦李勣之父乎。何可不审?独孤寒曰:’达人知事执之,固然先几远引,不受人之职,即可不殉人之难,此庄子休所谓养亲尽年者乎。‘杖人叹曰:’既落人间业缘难避!‘

    英廉:“若夫虎臣罴士,折冲宣力、马超囊足、铫期摄帻、渴赏捐躯实不乏人,而一闻如是者。”

    王夫之:“兵之初起也,群雄互角,而操挟天子四面应之而皆碎。此无异故,吕布倏彼倏此而为众所同嫉,袁术则与袁绍离矣,袁绍则与公孙瓒竞矣,袁谭、袁尚则兄弟相雠杀矣,韩遂则与马超相疑矣,刘表虽通袁绍,视绍之败而不恤矣,皆自相灭以授曹氏之灭之也。”

    蒋超伯:“此奏先列马超者,盖以马氏为西州右族,曹瞒所畏,新来归附,故首列之。”

    文祥:初六日,由宝鸡起程,复渡渭水,河宽浪急船少,人多纷纷竞渡,恍如曹军之遇马超焉!

    《永乐大典》:马超阻依北山河险固,驱牵羌胡,自为无敌矣。

    《扶风乡土志》:“兼资文武,勇烈过人。”

    马超近现代

    卢弼:“马超勇力善战,抚有羌、胡,既兼陇右之众,又得张鲁之助,宜其所向无敌。”“或遂、超各别单马会语,与超语时虑超之勇,而以褚随耳。”

    蔡东藩:“马超猛将,韩遂庸奴,两人皆非曹操敌手。但操先轻视马超,当引兵北渡时,危坐不动,微许褚之翼操下船,几已为马超所毙矣。及已知超勇,始用贾诩计议,立马语遂,抹书间超,超刚而遂愚,适堕操计,此用兵之所以尚谋也。”

    冯玉祥:“千古英名基事汉,一篇遗疏痛仇曹。”

    周大荒:“以人材论之,吕布马超之与张绣,盖在伯仲之间。”

    尤俊:“官莫寻谢知县,将莫遇马威侯。”

    万自律:“勇媲关张,威宣北魏;功昭蜀汉,绩著西凉。”

    谢绍祯:“若论风貌诗书品,雄秀当推锦马超。”

    《五胡录》:”三国时魏蜀两国都比较强大,和羌人发生了多次战争,并相继得胜,名将夏侯渊、马超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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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书记载

    《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第二》:(黄初六年)秋七月,立皇子鉴为东武阳王……十一月,东武阳王鉴薨。

    《三国志·卷二十·魏书二十·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东武阳怀王鉴,黄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龙三年赐谥。无子。国除。

    详细点击:【三国:曹鉴(魏文帝曹丕的儿子)】

  • 石崇白手起家

    石崇是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第六子,因生于青州,所以小名齐奴。他少年时便敏捷聪明,有勇有谋。

    公元273年(泰始九年),石苞临终时将财物分给几个儿子,只不给石崇。石崇的母亲向石苞请求,石苞说:“这孩子尽管年纪小,以后他自己是能得到财富的。”

    石崇好学不倦

    石崇二十多岁就担任修武县令,以有才能著名。后

    入洛阳任散骑侍郎,又迁任城阳太守。公元280年(太康元年),石崇因参与伐吴有功,被封为安阳乡侯。他在郡任职时虽有职务,仍好学不倦,后因疾病自求解职。不久,又被拜为黄门郎。

    石崇的兄长石统因事触犯了扶风王司马骏,有关部门受司马骏指使,上奏弹劾石统,武帝打算严惩石统,后又赦免他。因石崇没有上朝谢恩,有关部门想把罪名再加到石统身上。石崇便向武帝上表辩白,得以解脱。经屡次升迁任散骑常侍、侍中。武帝因为石崇是功臣之子,又有才干,非常器重他。

    石崇谏开封赏

    公元290年(永熙元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骏辅政,杨骏心里明白他平时就没有好名声,便想效仿魏明帝即位时的先例,普遍给大臣们进封爵位,以便讨好众人,收买人心。石崇与散骑侍郎蜀郡人何攀一起上奏认为:“陛下被正式立为太子有二十多年,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遍施奖赏,赐予爵位,比泰始之初及各位将领平吴的功绩得到的奖赏还要丰厚,这就使轻重不相称了。况且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进升,那么几代以后,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石崇劫商至富

    不久,石崇被外调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兼领南蛮校尉,加职鹰扬将军。石崇在南方得到一个鸩鸟雏,把它送给后军将军王恺。按当时制度规定,鸩鸟不能到长江以北,此事被司隶校尉傅祗所纠察荐举。惠帝下诏宽恕石崇,将鸩雏烧死于街市。

    石崇聪明有才气,但任侠而行为不检点。任荆州刺史时竟抢劫远行商客,取得巨额财物,以此致富。后来被征召为大司农,因征召的诏书未到他就擅离职守而被免职。不久,被拜为太仆。公元297年(元康六年),出任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石崇有别馆建在河阳的金谷,又名梓泽。他前往徐州时几乎倾城出动来,在金谷为他设帐饯行。石崇到下邳后,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互相侮辱,军司上奏弹,被免职(《晋书·嵇绍传》说嵇绍任徐州刺史,当时石崇任都督,尽管性情傲慢粗暴,但嵇绍以道义相助,所以石崇很是亲敬他)。

    石崇吹楼将坠

    石崇后来担任卫尉,与潘岳共同巴结奉承权臣贾谧,贾谧与他们很亲善,号称“二十四友”。贾谧的外祖母广城君郭槐每次出来,石崇遇到时总先下车站在路左,望尘而拜。他就是如此卑鄙奸佞。

    公元300年(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贾后等人,贾谧也被杀,石崇因是贾谧同党而被免官。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之前因弹劾司马伦而与其有仇。石崇的爱妾绿珠,相貌美艳,善吹笛。司马伦的党羽孙秀派人去索要绿珠,石崇当时在金谷别馆,正登上凉台,面临清澈的河水,婢女在旁伺候。孙秀的使者将要人的事告诉石崇,石崇将自己的数十个婢妾都引出来让使者看,婢妾们都是满身兰麝的芳香,披戴绫罗细纱。石崇对使者们说:“从中挑选吧!”使者说:“君侯这些婢妾美丽倒是美丽,然而我本是受命来要绿珠,不知哪个是?”石崇勃然发怒说:“绿珠是我的爱妾,你们是得不到的。”使者说:“君侯博古通今,明察远近,希望三思。”石崇说:“不需要三思了。”使者出去后又转回来劝石崇,但他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孙秀恼怒之下,劝司马伦杀石崇和欧阳建。

    石崇、欧阳建也暗地得知他们的计谋,便与黄门侍郎潘岳暗地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谋划诛杀司马伦与孙秀。孙秀觉察了这些事,就假称惠帝诏命逮捕石崇与潘岳、欧阳建等人。当时石崇正在楼上宴饮,甲士到了门前。石崇对绿珠说:“今天我为了你而惹祸。”绿珠哭着说:“我应该在你面前死去来报答你。”便自投于楼下而死。石崇说:“我不过是流放到交趾、广州罢了。”直到被装在囚车上拉到东市,这才叹息道:“这些奴才是想图我的家产啊!”押他的人答道:“知道是家财害了你,为何不早点把它散发掉!”石崇无法回答。他的母亲、兄长、妻妾、儿女不论老少共十五人都被杀害,石崇遇害时五十二岁。

    当初,石崇家的稻米饭撒在地上,过了一夜,都变成了螺,时人认为这是石崇全家被杀的征兆。有关部门查阅石崇的财产簿籍,有水碓三十多处,奴仆八百余人,其他珍宝财货田宅也有这样大的规模。

    公元301年(永宁元年),司马伦被杀,惠帝复位后,以九卿礼仪重新安葬了石崇,并封石崇的从孙石演为乐陵公。

    详细点击:【晋朝:石崇(西晋时期文学家、官员、富豪,“金谷二十四友”之一。)】

  • 孔祥熙早年

    孔家祖籍

    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在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 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慕名前去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此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孔自率一队登上北门,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从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附近各县知道后,也纷纷仿效太谷的办法。当山西革命军和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铭贤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参加抗击清军,孔则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议告成。

    孔祥熙经销煤油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

    孔祥熙服务桑梓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孔祥熙待机而出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晋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国事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 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孔祥熙由商而官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说,当“做大官”的“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 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 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时,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总管财政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孔祥熙扩展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账,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加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0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三天之后,孔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把原任总经理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800万元,占该行股份的半数。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银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忧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或者落入军阀、政客的私囊,而银行家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深为焦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不愿“事事听命”,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的时候,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的缘故。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这一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资本家所乐闻,并盼望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使银行家限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及时作了让步,从官股占55%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资本家之心。对总经理张嘉敖则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还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态度,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以“国家’为幌子,达成了对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但仍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来弥补大量军费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挤兑,以致那些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倒闭。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共14.6亿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1937年3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铁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7月19日孔从纽约再返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3000万英镑。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体结果。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孔祥熙供给保障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孔祥熙“通胀”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

    孔祥熙民不堪

    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政当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四大家族”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孔祥熙豪门国蠹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

    孔祥熙世人侧目

    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详细点击:【近代:孔祥熙(中国银行系统的创建者)】

  •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

    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 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 因此,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 ,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 ,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 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详细点击:【汉朝:扬雄(汉赋四大家之一)】

  • 罗怙罗尊者——沉思罗汉

    佛祖十大弟子之一。

    沉思罗汉那尊塑像俗称沉思罗汉,他的特征面相丰腴、蚕眉弯曲、秀目圆睁、敦厚凝重的风姿之中带有逸秀潇洒的气韵。

    罗怙罗多是印度一种星宿的名字。 古印度认为日食月宜是由一颗能蔽日月的星所造成。这位罗汉是在月食之时出世,故取名罗怙罗多,即以该蔽日月之星命名。

    沉思罗汉沉思瞑想,在沉思中悟通一切趋凡脱俗。在沉思中能知人所不知,在行功时能行人所不能行。 他的沉思,就是获取智慧与行动。以【密行】修为著名。

    详细点击:【唐朝:伏虎罗汉】

  • 冯治安元配夫人解氏育二子五女,长子炳桐(已故)、长女炳云、次子炳瀛、次女炳琴、三女炳如、四女炳馨、五女炳津。除次女炳琴随夫去台外,其余均在大陆。

    从配夫人陆素娟抗战期间因肺病逝世,和冯没有子女。

    从配夫人沈丽英育一女三子,俱留美国,长女炳燕在华盛顿某医院任职;长子炳南在洛杉矶任桥梁工程师;次子炳鄂(已故)在加州大学从事科研;三子炳华原在美国之音电台,因不愿充当反华宣传工具,已辞职他就。

    冯治安还有一夫人梁韵秋,生有一女,现在台湾,原名叫梁燕燕,又叫彭佳玉,毛彭佳玉。1986年,回大陆认宗,改名叫冯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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