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袁尚著名人物介绍

    三国袁尚辗转败亡

    中文名:袁尚,别名:显甫,国籍:东汉 汉末群雄之一袁绍的第三子

    袁尚(?-207年),字显甫,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汉末群雄之一袁绍的第三子,受到袁绍的偏爱,并于袁绍去世后继承了袁绍的官位和爵位,也因此招致长兄袁谭的怨恨,兄弟之间经常兵戈相向。后袁氏兄弟均被曹操所败,袁尚与二兄袁熙逃往辽西投奔乌丸首领蹋顿,但不久曹操即平定乌丸,二人只得又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却被公孙康所斩,首级也被送往曹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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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 三国袁尚著名人物专题

  • 三国袁尚辗转败亡

    公元205年(建安十年),袁熙部下焦触、张南叛变,袁熙和袁尚逃到乌桓。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田畴帮助曹操为向导偷袭柳城,袁熙、袁尚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数万骑在白狼山遇到曹操大战。曹操大将张辽斩蹋顿,袁尚又与袁熙带着几千亲兵投奔辽东的公孙康。

    逃到辽东后,袁尚同袁熙商量说:“现在到辽东,公孙康必然见我,我一个人为兄长亲手杀了他,并且占领辽东,还可以用来扩大自己。”公孙康心裹也打算捉住袁尚来邀功,就事先在马棚裹面安排了精强勇猛的士兵,然后出来邀请袁尚、袁熙。袁熙心中起疑,不想进去,袁尚强迫他进去,袁熙就同他一道进去。还没来得及坐下,公孙康喝使伏兵捉住他们,让二人坐在结冰的地上。袁尚对公孙康说:“没死的时候,忍受不了寒冷,能给我们坐席吗?”公孙康说:“你的头颅马上就要走万里路,要席子干什么用!”于是砍下二人的脑袋送给曹操,北方于是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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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文寻求光明

    1907年6月17日,川西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荥。家道还算殷实人家。四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十五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十六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十八岁,到表姐夫贺次璜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二十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

    1930年3月,他出川到上海、南京。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老师刘伯量,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的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到任几个月后即慨然辞职而去。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地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四十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周文左联生活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1933年里,除了改写了《毁灭》、《铁流》、《没钱的犹太人》这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

    《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30年代文学史。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员,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周文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创办过文艺刊物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周文延安经历

    1939年,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摩擦的消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内容涉及:关于周文30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等。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等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设计的。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周文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正在他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副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周文突然离世

    1951年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二点三三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一元,下同)。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帮杨献珍同志做皮袄贪污了五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问题。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将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3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离世。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1975年,周文恢复了名誉。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 1976年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详细点击:【秦朝:周文】

  • 蔡文姬丈夫争议

    关于蔡琰在北方是否嫁于左贤王历来有不一样的看法:据《后汉书》记载,蔡琰是“没于”左贤王,而不是“嫁于”左贤王,而且一般匈奴王的妻子都被称为“阏氏”,但是蔡琰在北方二十年,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认为蔡琰与左贤王并不是夫妻关系;但另一种说法认为,曹操赎回蔡琰花费了非常大的价钱,远远超过了普通奴隶的价格,可以看出蔡琰在匈奴那边的地位也不低。一些文艺作品像京剧等就将蔡文姬写成左贤王的王妃。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仍存在争议。

    蔡文姬作品争议

    郭沫若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发表论文质疑蔡琰的作品是不是出自蔡琰之手。郭沫若等人认为《后汉书》所著录的《悲愤诗》不是出自蔡琰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点: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地理环境不合。

    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188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

    蔡文姬生年争议

    蔡琰的生年一说是174年,一说是177年,但都是猜测,没有史料依据。

    详细点击:【汉朝:蔡文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

  • 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是生活在我国南北朝、隋朝时期的一位杰出女性政治人物,为隋文帝朝政治系统核心人物。在皇后积极参与和协助下,隋文帝北御突厥、南平陈朝,一统华夏,使得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动荡分裂近四百年的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融合发展,从而开启了隋唐盛世。

    独孤伽罗不仅在政治作为上可圈可点,其本身也是一位具备鲜明个性的历史人物。她既有鲜卑女子的英气妩媚、大胆真率,又有汉家女儿的优雅聪慧、柔情体贴,隋文帝杨坚对其可谓言听计从、迷恋终生。夫妻俩五儿五女、一母同胞;同居共寝、并辇上朝;朝夕相伴,情深意长,六宫常年虚设。独孤皇后去世后,隋文帝一下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不到两年也随之离开人世。临终前,隋文帝仍然希望能够在地下永恒的世界里和妻子重逢。生死相随,夫妻情深,无过于此,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可谓创造了中国古代帝王后宫生活的奇迹。

    独孤伽罗名门淑女

    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44年),秦州刺史、河内郡公独孤信喜得第七女。当时社会普遍崇佛,独孤信也不例外,他给女儿取了一个极富佛教色彩的名字:伽罗,梵语为Tagara,意为香炉木、沉香木、奇楠香。谁也不曾料到,三十七年后,这个女孩将会掌控中国历史走向。

    小伽罗的祖辈为依附拓跋鲜卑政权的代北匈奴贵族,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父亲独孤信在北魏六镇起义时以自身军功登上政治舞台,曾协助宇文泰开创霸业,位列西魏八柱国、大司马,北周时进太保、卫国公。因容貌俊美风流,号“独孤郎”,留下“侧帽风流”典故;母亲崔夫人出自清河崔氏定著六房之一的郑州崔氏,为北魏永昌太守崔稚长子崔彦珍之女。清河崔氏是中古时期首屈一指的汉族政治文化门阀,世代重视德业儒教和文化传承,人材辈出,家族成员为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立下过汗马功劳。

    匈奴、鲜卑等民族有母系遗风,旧俗“妇持门户”,《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由于礼法束缚较弱,北朝妇人发挥才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独孤伽罗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同时,其母崔氏又为小伽罗烙上了深刻的汉文化印记。清河崔氏是一个学识深厚的文化世族,家族的文化教养在伽罗身上也有相当程度的体现,史载文献皇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见公卿有父母者,每为致礼焉”。独孤伽罗身上既有父系游牧民族之独立英气,亦有母系汉文化之博雅谦和,本身便是民族大融合之时代产物,是汉化了的鲜卑人。

    伽罗生长的年代,中华大地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东魏、西魏和南朝,诸政权之间战争频繁爆发,社会长期不得安定。出生于掌握核心政权的顶级权贵家庭,让聪慧的少女视线超出闺阁,锻炼出了不一般的勇气和胆识,开始关注这个特殊时代的天下局势与命运。

    独孤伽罗缘定三生

    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独孤信看中了老友杨忠的嫡长子杨坚相有奇表、气质非凡,于是把十四岁的独孤伽罗嫁给了他。杨坚时年十七,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他性格深沉稳重,外表木讷而内心有大气魄,因从小在寺院长大,又养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威仪风姿。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贵族亲缘联姻。

    少年郎杨坚此时初入仕途,又得配佳人,踌躇满志正欲有所作为,但命运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杨坚和伽罗结婚前夕,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十月,西魏、北周的实际缔造者、关陇集团的核心凝聚人物宇文泰去世,遗命其侄宇文护辅政。在其主导下,宇文家族取代了西魏元氏政权,政治态度倾向西魏且位高权重的独孤信立场微妙。

    小夫妻婚后月余,独孤信与北周权臣宇文护政斗失败被逼自尽,势力流散,妻儿也受牵连流放到蜀地多年,独孤家族从此退出权力中心,家道中衰。因杨家不肯依附宇文护,再加上与独孤信联姻的这层关系,导致杨坚不幸遭到池鱼之殃,他备受猜忌,连续八年原地踏步不得升职,甚至不时有性命之忧。

    政斗的残酷阴影却没有影响这对小夫妻的感情。和杨坚的姻缘使独孤伽罗保留了贵族身份,免遭流放之罪,而家门巨变的阴影,又让丈夫对她更为爱怜有加。少年男女两情相悦,又有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志向。情到浓时,夫妻俩誓无异生之子,相约白头,永不变心。杨坚夫妇相继诞育有五子五女,携手走过了近五十年人生风雨。在杨坚一生风云诡谲的岁月中,爱妻伽罗始终是他最亲密的爱人、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

    政治继续在杨坚夫妇面前充分展现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宇文护攫取政权、废掉孝闵帝、毒死明帝,他那阴冷的目光不时瞄向杨家这条似乎也不太稳固的船,着实令人森然可怖。杨坚和妻子不得不相互鼓励,互商对策,以期逃避宇文护怀疑的目光,伽罗也一直保持低调谦恭作风,尽量为丈夫消祸。

    所幸由于北周生存环境形势严峻,北有突厥骚扰侵犯、东有北齐虎视眈眈、南有南朝趁火打劫,杨坚的父亲杨忠骁勇善战,在北周一直拥有相当的地位。杨坚的两个弟弟也相继和宇文皇室联姻,二弟杨整娶了宇文泰外甥之女尉迟氏、三弟杨慧娶了周武帝之妹顺阳公主。杨坚夫妇在父亲的大树羽翼之下暂得保全。

    独孤伽罗骑兽之势

    父亲杨忠去世后不久,北周天和七年(公元572年),隐忍多年的周武帝宇文邕突然发动政变,铲除了权臣宇文护,杨坚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由于杨忠为北周元勋,父子俩又不曾依附宇文护,周武帝特意礼聘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其皇太子宇文赟之太子妃。

    但阴影很快又笼罩在杨坚头上。因为杨坚相有奇表、气质突出,周武帝腹心臣僚王轨和齐王宇文宪对他有所猜忌,劝周武帝尽早除他,所幸周武帝并不信相面之言,杨坚行事也更加谨慎。周武帝倾全国之力吞灭了长期对峙的老对手高氏北齐,为统一中国做准备时,却得病英年早逝,其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杨丽华成为皇后。

    周宣帝上台后,一反其父励精图治作风,行为乖张暴戾。为了抓紧权力,其引入岳父杨坚辅政。而杨坚虽然跻身到了政治权力最高阶层,但这位女婿实在凶狠残暴,他收拾了一批宗室、大臣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岳父。宇文赟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四个皇后,与元配皇后杨丽华并匹;旋而,又欲赐杨后自尽。在杨家面临帝王的不测之怒、家族命运悬于千钧之重之时,危急关头,独孤伽罗一展其北方妇女的坚强风慨,毅然闯宫“诣阁陈谢,叩头流血”,使杨后得免于赐死之难而家族得免于株连之厄。

    杨坚再度处于朝不保夕的危局,正谋外放试图保全性命时,长期处于非理性生活状态的宣帝在即位两年后暴病而亡。这时宣帝之子静帝年方九岁,最高皇权陷入真空。宣帝幸臣刘昉、郑译矫诏引外戚杨坚入宫辅政,试图通过操纵他掌控最高权力。

    周宣帝的暴死几乎是命中注定让杨坚夫妇出头的机会。杨坚和独孤伽罗的人生始终都在政治险恶的惊涛骇浪中度过,由此也积累下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通过一番斗争,杨坚反制住宣帝幸臣,控制了中央权力中枢。此时,杨坚遇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生死抉择,他可以保存年幼的周帝,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权臣,减少北周旧臣的反对;也可以趁机取而代之代周自立,但这对根基薄弱的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一步不慎身死族灭的危险之事。何去何从,杨坚犹豫不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独孤伽罗派心腹入宫向丈夫进言:“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她很可能吸取了宇文护的教训,与其做权臣身败名裂,不如干脆自己当皇帝,改朝换代、成一世之雄。妻子一句话点破了杨坚的处境,也给了杨坚最大的支持和鼓舞,他顿下决心:开基立隋。关键时刻,独孤伽罗巾帼不让须眉,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政治家气魄。

    独孤伽罗盛世开皇

    隋开皇元年二月十四日(公元581年),杨坚即皇帝位,建立隋朝,三天后即册独孤伽罗为皇后,从此夫妻呕心沥血为隋帝国的强大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心智与心血,独孤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君主终生保持有强烈影响力的后妃。独孤皇后通达书史,聪明过人。每次隋文帝上朝,她必与之同辇而行,至殿阁而止,派宦官跟随而进沟通联络,“政有所失,随则匡正,多有弘益”。待到文帝下朝,她早已在等候,夫妻“相顾欣然”一起回宫,同起同居形影不离。在平常生活中,她一有闲暇便手不释卷,学问不凡。隋文帝对这位爱妻是既宠爱又信服,几乎是言听计从,宫中同尊帝后为“二圣”。所以,开皇年间的政治决策,很难分得清哪些是隋文帝的主意,哪些是独孤皇后的的主意,而她的政治影响力也不仅限于影响隋文帝而已。

    高熲父亲原来是独孤信家的宾客,在独孤家落难时,高家依然和独孤皇后保持了亲密的联系,高熲的才干和品德都很得独孤皇后赏识,故大力推荐给隋文帝。所以,当隋文帝建隋之初,就立即委以重任。而高熲位居首辅十余年,经历多次政治风浪,始终履险如夷、不动如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独孤皇后这一坚强靠山,以至隋文帝把他当家人看待。高熲地位的稳固,对隋朝具有重大的意义。换言之,高熲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最大程度地施展抱负、发挥才干,固然有赖于他强大的个人能力,但是,独孤皇后在宫中的支持与协助,应当也是重要因素。

    在爱妻独孤伽罗的辅佐和支持下,隋文帝迅速稳定了政局,领导着以高熲为首的能臣干将们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影响深远的全面改革。他首先恢复汉制,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理念;北破突厥,重新建立起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新秩序;南平陈朝,统一了分裂将近四百年的中华大地,并且使政治上长期分裂导致经济、文化分裂的南北方初步开始融合;改革官制,正式确立分工明确的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开创科举制度,开始了打破世家门阀垄断政治、文化资源第一步;修订律法,废除大量酷刑,制定出影响之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开皇律》,首创死刑三奏而决制度;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文帝时期朝野丰足,隋朝国富程度历代瞩目……隋文帝完成的这一系列定万世之基、成富国强兵的宏大伟业,在职官、礼法、经济、文化、军事、公共工程等各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深远地影响了之后的唐朝以及未来一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发展,史称“开皇之治”,独孤皇后对此功不可没。

    独孤伽罗废易青宫

    开皇末年,独孤皇后在废长子皇太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的储君决策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隋文帝夫妇曾对长子皇太子杨勇寄予了很大的期待。但杨勇向来行事率性、不拘小节,与隋文帝夫妇一贯严正的作风相冲突。杨勇喜好声色,而东宫没有嫡子,尤其是不善待太子妃引起了独孤皇后强烈不满。杨勇这一系列行为严重违背了独孤皇后重视嫡长、重视世家门阀联姻关系、保证宗法权力的稳定过渡的政治理念,其后太子妃暴死更是加深母子裂痕,独孤皇后开始虑及身后权力转接的大政。

    夫妻俩向来喜爱的次子晋王杨广,才智出众、素有抱负。杨广不仅在平陈统一战争中表现突出,之后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刚刚统一的江南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杨广“阴有夺宗之计”,苦心经营多年,他虽位高权重,但始终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在皇太子和晋王表现此消彼长的权衡下,独孤皇后终于狠下心来,利用自身强大影响力策动了开皇世的易储大政。上以动至尊视听,下以揽权臣智力,竭其权智终至完成其“外预朝政”的最大之作。

    但她无法料到的是她和文帝寄予厚望的杨广事实上务功之心强烈。因其急功近利、刚愎自我、行政刚猛,虽成就了隋帝国四海之威、大运河流波千年,但同时内削勋贵造成统治阶级离心叛变、对外用兵无度威信大失、对下滥用民力群盗蜂起,从而导致富强的隋朝二世而亡,因此不少史家学者也把隋亡责任归咎给独孤皇后。

    客观来说,虽然独孤皇后参与选择的太子杨广最终被历史确认未能担当起让大隋长治久安的重任,但是,他的失败主要是当上皇帝以后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好大喜功的结果。他的这种性格,在当皇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仅以当时的情况而言,独孤皇后和隋文帝选择杨广,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 独孤伽罗易储是从为了巩固新的政权统治、维护本集团利益起点出发来考虑的,而不是一己之私。唐修《隋书》简单地将她的行为曲解为“心非均一,擅宠移嫡”的儿女私情,显然是不合理的。魏征在传论中批斥独孤后的逻辑起点乃在于李唐取而代之的隋炀帝杨广,杨广为帝自有其前后功过之辨,我们不能因为隋朝最后灭亡在杨广手中而以此作为贬斥独孤皇后的依据。

    独孤伽罗哀荣至极

    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二十四日午夜,独孤皇后于永安宫奄然而逝,这对垂暮隋文帝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她的死标志着其大展宏图时代的结束。皇后崩年五十九,“年过五十不称夭”,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也不算低寿。然而时年六十二岁,和她整整做了四十五年夫妻的隋文帝仍像个热血冲动的热恋少年,纵情而放肆地追怀着他深爱的妻子,其用情之深、思恋之苦,实在让人不忍卒读。

    也许是皇后从病发开始起,隋文帝早已失魂落魄得人尽皆知。皇后刚刚去世,非常善于把握上意的著作郎王劭立刻上书安慰文帝称:皇后是圣德仁爱的观世音菩萨下凡,她的死亡只是在诸天神佛的迎接中归位而已。隋文帝读后,“且悲且喜”。另一位天竺高僧同样声称皇后是被诸神佛迎接到西方阿弥陀净土,悲喜交集的隋文帝激动之下赐物两千余段。这种数额的赏赐一般只有身死王事、忠义节烈立下巨大功劳的人才能得到。要何等深厚的恩爱之情,才会让他傻傻地用这种不经之语来麻醉自己。

    独孤皇后的丧事规格之高,是异常罕见的:皇后丧事由隋朝尚书左仆射(也就是宰相)杨素亲自负责。杨素不仅要统筹安排丧葬各项事宜,而他身为宰相居然带着人马日晒雨淋,亲自到荒郊野外之中为皇后寻找福地。不仅如此,选好地址为皇后建设山陵时,杨素也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凡事亲力亲为、辛苦不已,连隋文帝都被他感动了。隋文帝后来在表彰杨素的诏书中称,杨素为皇后寻访山陵办后事的功劳,比他南征北战平戎定寇的功绩还重要。杨素是平陈统一全国的一支主力,之后又转战江南各地两年多平叛,而且开皇末年数次出击突厥。也就是说,在隋文帝看来,皇后等同于他的人生功业。

    皇后的丧仪史书没有记载细节,不过从佛教典籍里透露的一鳞半爪,可以想象当初葬礼的盛大。根据《续高僧传》等记载,“献后之丧,福事宏显”。皇后去世后,隋文帝即召高僧大德五十余人进宫,在皇宫内举行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宏大法会超度皇后亡魂,然后又讲《净名经》(即《维摩诘经》),皇太子杨广亲临听讲,参加的大德皆为“四海宗师,一时翘楚”。据《续高僧传》记载,有善权、立身、智脱、慧海等。此外,汉王杨谅从晋阳带回高僧志念,自为施主,为母亲经营法祀。扬州的天台国清寺也为大行皇后举办法事祈福超度,隋文帝厚加赏赐。

    隋朝为独孤皇后上谥号为“献”,根据《逸周书》对谥法的解释,献者:聪明睿智曰献、贤德有成曰献、智能翼君曰献。同年闰十月,隋文帝又做了一件相当震撼的举动:晚年迷信、已经62岁的他,决定亲自为妻送葬。术士萧吉劝谏和告诫道:“根据阴阳书,皇帝今年送葬对自身是不利的”。隋文帝却置之不理。垂暮的他冒着严寒亲自奔波了数百里把爱妻送到太陵陵园。当初他把14岁的小新娘伽罗接回来,她从此成为了他血肉相融的一部分,如今阴阳两隔,他要陪着心爱的伽罗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病逝,十月帝后合葬太陵。大业年间,隋炀帝曾在太陵立寺为父母祈祷冥福。太陵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三畤原上的五泉镇王上村,陵寝至今犹存。经过考古勘探,证实了太陵确为文献所记载的“同坟而异穴”,也即帝后各自拥有独立墓室,位于同一封土之下。这表明礼制在尊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地位时,同时也注重家庭关系。

    独孤伽罗此情不渝

    关于丧妻后的隋文帝,史书浓墨重彩渲染他和两位南国佳丽之间的香艳放纵。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穿过一千五百余载的漫漫光阴,搜寻到被尘封在发黄故纸堆里的那些锥心泣血的爱恋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古往今来最动人心魄的情语莫过于这一句。不是沧桑阅尽,不到晚霞朝露,又怎知情最难留、情之沉重?

    自从开皇十五年岐州仁寿宫修成后,隋文帝夫妇就喜欢上了这座避暑离宫。从开皇十七年开始,隋文帝和皇后每年都是春天离开大兴去仁寿宫避暑,秋高气爽的九月底再回京城,甚至他们夫妇俩都是相继去世于此地。但皇后去世的第二年,仁寿宫空空荡荡,夫妇俩双飞双栖的情景已成往事。仁寿三年,文帝整年都呆在京城皇宫,不忍去爱妻离世之地触景伤情。

    这一年,也就是在史书记载所谓“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俱有宠”,文帝为其“所惑”的时候,隋文帝却一反自己勤俭朴素的作风,为纪念笃信佛教的爱妻独孤伽罗,并为其祈祷冥福,耗费巨资修建了一座天下最大的禅定寺。由于该寺规模太过壮丽,一直到隋炀帝时期才完工。禅定寺占地900余亩,面积60多万平方米,现今的故宫面积也不过72万平方米,史料亦称禅定寺“周闾等宫阙”。根据《长安志》等文献记载,禅定寺有一座“骇临云际”、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的七层木塔。“按唐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约合100米,周长一百二十步约合72米。对比现存至今的唐代砖塔大雁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结构塔高达百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佛教典籍记载,禅定寺建筑“堂盘万础、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园林建设得“如天苑”,时论都认为隋文帝修建这座寺院“工费极殚”,实在是奢侈太过。禅定寺不仅在当时是“举国崇盛莫有高者”、“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于此”,直到两百多年后的唐宣宗,他仍然认为禅定寺的规模和气势是“天下梵宫,高明寡匹”。隋大业元年(607年),隋炀帝在禅定寺西为父亲隋文帝立大禅定寺祈福,规模建制与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高度相埒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因为隋文帝曾自立法号称“总持”,又呼独孤皇后为“庄严”,故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

    隋文帝一边建设禅定寺为皇后祈福,同时下诏有司备礼,诏全国各地120个大德高僧及其弟子赴京入住该寺。这是佛教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交流盛会。据《续高僧传》载,隋文帝召入禅定寺的高僧有荣法师、昙藏、僧凤、慧超、昙伦、明驭、法喜、慧斌、慧继、保恭、志念、慧因、净辩等。因为全国各地众多高僧的汇集,禅法、三论等同时讲习,各派交融,学风浓厚,禅定寺俨然成为大兴城中一大佛学中心。

    不久之后,隋文帝的爱孙豫章王杨暕把中国唯一一颗释迦牟尼佛牙舍利献给祖父,隋文帝又把其供奉到追念皇后的禅定寺,并且派高僧法喜负责保管:“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跑到蜀地之时,仍然不忘带上这颗佛牙舍利,其珍贵可想而知。佛牙舍利几经流离,现今保存于北京西山灵光寺,已经是世界级的圣物了。

    宫里追念皇后的佛事活动仍然在继续,文帝不仅亲临,而且陪着僧人们进行完全程。根据《续高僧传》记载,在一次进行为皇后述忏的佛事时,在场的文帝想起爱妻内心伤痛,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独孤皇后去世才一年多,丧妻后失魂落魄精神不振的文帝也一病不起了,临终前,时日无多的老皇帝温柔地抚摸着皇太子的头,对负责营建山陵的大臣何稠又似嘱托又似自白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曾经安葬了皇后,如今我也要死了,你同样要用心安置。嘱咐这么多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忘怀不了皇后啊!如果灵魂真的有知觉,一定要让我们夫妻在黄泉之下团聚。”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去世后,根据其遗愿与皇后合葬。

    世事几度变迁、千年风云变幻,满座的宾客早早散了、巍峨的宫殿已成废墟,煌煌帝业化作薄薄几卷残章,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只有关中平原一个寂寞的荒冢中,夫妻相守历历千年。一千四百余年前,英雄和美人热烈而真挚的爱,纵使青史成灰,不灭。

    详细点击:【隋朝:独孤伽罗(一代贤后)】

  • 当时,汉武帝的曾孙刘询(汉宣帝)寄养于掖庭,名为皇曾孙,与许广汉同室而居。掖庭令张贺,原本是刘询的祖父戾太子刘据的家吏,刘据被诬害时,张贺也受了宫刑,以旧日恩情对刘询十分照顾。等到刘询长大,张贺想把自己孙女嫁给他。这时,刘询已成年,身长八尺二寸。张贺的弟弟张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光同心辅政,听到张贺称赞刘询,想把孙女许配给他,张安世怒道:“曾皇孙是罪人卫太子之后,有幸能得到一个平民衣食就算不错了。不要再谈把女儿嫁给他的事。”于是张贺不再提此事。当时,许平君,年十四五岁,已许给内者令欧侯氏为儿媳,正拟出嫁时,欧侯氏的儿子去世。许平君的母亲带她去问卜,卜者说是大贵人之兆,其母内心高兴。张贺听说许广汉有女,就设宴相邀,酒兴浓时,就说:“皇曾孙是皇帝的近亲,即使地位卑贱,也可能当关内侯,可以择其为婿。”许广汉便同意了。次日,许广汉之妻听讯后,很生气。许广汉请人作媒说合,才同意嫁给刘询,许平君和刘询于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成婚。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生下儿子刘奭(即日后的汉元帝)。

    详细点击:【汉朝:许平君(西汉宣帝刘询之皇后)】

  • 天顺四年十二月六日(1461年1月17日),祝允明生于山西太原,其祖父祝颢时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

    天顺八年(1464年),祝允明开始临贴学习书法,不久可以写大字。同年,祝允明的祖父祝颢致仕。

    详细点击:【明朝:祝枝山(吴中四才子之一)】

  •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

    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8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

    详细点击:【近代:沙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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