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曹操著名人物介绍

    三国曹操经济

    中文名:曹操,别名:字孟德、号吉利、小字阿瞒,国籍:中国(东汉) 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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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 三国曹操著名人物专题

  • 三国曹操经济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屯田制的实行,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这些政策之厉害,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第二,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

    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

    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叡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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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巢氏巢湖传说

    著名史学家郑樵(1104—1162年,今福建莆田人),学术思想主张“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 ,在《通志·三皇纪》云:“厥初,先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 亦曰大巢氏。” 郑樵注重实地考察,在《通志·氏族略》中从姓名学定义得出新的见解:“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夏商有巢国,其地在庐江,子孙以国为氏。”康熙《巢县志》沿革志进而确载:“罗泌《路史》称有巢氏。”罗泌(1131—1189年,今江西吉安人),其《路史》记述上古迄两汉事,考证精赅,保存大量的古代史料和佚闻,堪可采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和县猿人遗址、银山智人遗址和凌家滩遗址相继发现,巢湖流域被公认为是古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打破了长期以来长江和巢湖流域被认为不可能是人类发源地的历史论断。距今约30万年的和县猿人、 约20万年的银山智人和5500年前凌家滩遗址,印记了人类祖先从猿人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进化历史,展示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期人类创造的古代文明,包括有巢氏所开拓的原始时代由穴居进入巢居的文明时代。

    凌家滩遗址自1985年被发现,经过文物考古部门的五次大规模发掘,认定遗址其年代距今5500—5300年之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经遥感测定,凌家滩遗址的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发现了大型祭祀,红陶块砌成水井和建筑遗迹,以及墓葬和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足以佐证,凌家滩遗址是已存在政、军、神三权的有巢氏聚落中心。

    20世纪90年代,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方克逸主编《巢湖》人物篇明确记载:有巢氏“因居巢得名与有巢氏发明巢居有关,而被视为巢湖人。”2006年,巢湖籍学者宁业高研究员、钱玉春副研究员,合著的《中华始祖有巢氏论纲》,通过当代考古文物考证古今文献,论证巢湖流域是有巢氏生籍地望。2007年,凌家滩遗址第五次考古发掘,发掘领队张敬国研究员从M23墓葬所出土的300余件丰富文物分析,墓主人当是聚落中心的神权领袖。在远古时代,血缘氏族是人类从原始人群转变到氏族部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基本特征是族民对先祖充满缅怀心理和崇拜意识。据此足以佐证:凌家滩的先民就是史料所记载的有巢氏,凌家滩遗址就是有巢氏时代的聚落中心,有巢氏的生籍地望就在巢湖流域。

    有巢氏巴蜀传说

    荆楚之地也流传著有巢氏的传说。春秋时期,晋楚交战,楚共王“登巢车以望晋军”。这里的“巢车”,是在八轮车上树立一根高竿,竿上安辘轳,然后将一个方四尺、高五尺的板屋拉上高竿,用于窥探敌军动向,如同鸟巢一样。显然,这种“巢车”与楚地盛行的巢居文化不无联系,古人先在树上巢居,尔后才有了创造巢车的灵感。汉代扬雄《荆州箴》曾有“南巢茫茫,包荆与楚”之句,这里的“南巢”即是荆楚之地,夏代末年,这里生活着一个叫南巢氏的部落,是夏的同盟部族,夏桀还曾来此避难;后来,南巢逐渐成为荆楚之地巢居民族的通称,有学者认为,有巢氏可能正是来自于荆楚之地众多的巢居民族。

    再或者,有巢氏是来自于巴蜀之地的一个古老部落。宋人罗泌的《路史》有过这样一条记载:“有巢氏居于 ”。清人张澍在《蜀典》一书中认为,这个“ 巢”,不是西南夷昆明族,便是一个叫弥牟镇的地方,而弥牟镇就在今天的新都县。透过甲骨文,似乎能找到另一条线索。历史上,周人对一个叫“巢”的小国并不友好,不远千里派兵征讨,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蜀人与周人也有过节,怪不得在周王朝的青铜器上,巢、蜀连在了一起。学者谭继和认为,巢、蜀两国可能相距不远,巢国与蜀国相连,它的得名,或许源于部落巢居的传统。昆明族,弥牟镇,靠近蜀地的巢国,无不彰显著有巢氏与巴蜀之地的神秘联系。

    详细点击:【上古:有巢氏(远古时代部落首领)】

  • 国渊早年经历

    国渊年少时曾师从事奉郑玄。后来与邴原、管宁等人到辽东郡躲避兵乱。返回故乡以后,被曹操征召任司空掾属,每次在曹公府上议论政事,常常正色直言,谦让无私。曹操想广泛地兴办屯田,让国渊主持这项事务。国渊屡次陈述应当增减的项目,考察土地,安置民众,计算百姓数量,设置官吏,明确考核的办法,五年的时间里,就使粮仓丰实,百姓竞相勉励,乐于这项事业。

    国渊治理地方

    曹操征讨关中,让国渊任居府长史,主管留守事宜。田银、苏伯在河间县谋反,田银等人失败后有许多余党,都应该依法治罪,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分子,请求不对他们执行死刑,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依赖国渊这个建议得以活命的有一千多人。写战胜贼兵的文书,旧例往往夸大,以一为十,到了国渊上报斩杀首级数量的时候,实有多少就报多少。曹操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国渊说:“在征讨境外敌寇时,多报斩首捕获士兵数量的人,是想要夸大战绩,并且用来显示给百姓去看、去听。而河间在我们境域之内,田银等人叛逆,虽然战胜他们是有功的,但国渊私下里仍为这事感到耻辱。”曹操很高兴,提升国渊为魏郡太守。

    当时有人写匿名信诽谤别人,曹操痛恨这种行为,想知道写信人是谁。国渊请示把原信留下,而不把它宣扬泄露出去。原信很多地方引用了《二京赋》的内容,国渊嘱咐功曹说:“这个郡很大,现在虽是首都,却少有喜好学问的人。这封信颇能开导启发年轻人,我想要派人去拜师学习。”功曹派遣了三个人,国渊在派遣前先召见了他们,教训说:“你们所学的东西还不广泛,《二京赋》是有关博物的书籍,世上人忽略了它,很少有能讲解它的老师,你们可以去找寻能读懂它的人,向他请教。”又秘密地告诉他们自己的意图。几天就找到了能读《二京赋》的人,三人就去拜师。跟着请那个人写了一纸笺书,与那封信一比较,与写信的人是一种笔迹,随即把那人拘捕审问,得到了全部事情真相。曹操提升国渊为太仆。

    国渊去世

    国渊虽居于列卿之位,但是仍穿布衣吃素食,把俸禄赏赐都分给亲朋故旧,自己却保持着谦恭节俭,最后死在官任上。

    详细点击:【三国:国渊】

  • 同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和复旦大学任教。

    1945年应美国国务院文化部之邀,赴美讲学。

    1947年游历欧洲,访问了英、法、德、意等国家的文史哲学者和作家。

    1948年回国,在上海创办海光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英美小说、英国戏剧、莎士比亚读评、翻译理论等课程。

    1980年赴美讲学期间病逝。

    详细点击:【近代:林同济(“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

  •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成帝于朝举哀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仪式赠物之礼,比照汉代的霍光及安平献王司马孚。

    下葬时,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东晋中兴名臣没有可以同他相比的。成帝又派使持节、谒者仆射任瞻追谥为文献,以太牢礼祭祀。

    永初元年六月十四日(420年7月10日),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当时前朝东晋的封爵中只有王导、谢安、温峤、谢玄与陶侃子孙的爵位未被废除,王导爵位始兴郡公被降封为始兴县公,食邑一千户。

    详细点击:【晋朝:王导(政治家、书法家)】

  • 冯玉祥遇难之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址,葬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西麓。横跨西溪石峡两岸的大众桥是冯玉祥于1935年所建。

    冯玉祥墓在大众桥东首,1952年破土动工,1953年10月15日安葬,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黄炎培赠送挽联,李济深、于毅夫、梅龚彬、张治中、余心清、王昆仑、邵力子、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及其子女和泰安地方各级领导、群众 800 余人参加了安葬仪式。

    冯玉祥墓在泰山西溪口东侧,前临深涧,背依科学山,松柏苍郁,旁山临涧,肃穆庄严。 墓为泰山花岗石砌成,墓壁上正方横镌郭沫若手笔“冯玉祥先生之墓”七个金色大字。骨灰盒在墓壁中央,外嵌冯玉祥先生侧面铜质鎏金浮雕头像以封穴。头像下嵌黑色磨光花岗石方碣,

    上刻隶书冯玉祥收于1940年5月30日的自题诗《我》。墓阶4层,共66级,四层代表他一生走过的四个阶段:第一层,代表从出生到弱冠从军;第二层14级,代表从青年到成年;第三层14级,代表他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民主战士;第四层18级,记述他坚持抗日,反对分裂,为祖国的民主与和平奋斗不懈的战斗生涯。66级象征他一生渡过了66个春秋。 墓左侧有冯玉祥先生原配夫人刘德贞之墓。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详细点击:【近代:冯玉祥(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 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际。李宗仁一面在作仓皇南逃的准备,一面还强打精神与马鸿逵共商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计划。原来,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已率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和谈,所遗职务现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解放军的攻势已如破竹,却还有少数执迷不悟者,仍旧在做着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再当几年“西北王”的黄粱美梦。

    “西北群马”中实力最强的,是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两家。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国民党大员送礼。白崇禧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难驾驭,但还可以拿出来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马鸿逵则是一匹“滑马”,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有些靠不住。当然,马步芳的实力还是在马鸿逵之上的,这也是他最后竞得军政长官一职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由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马步芳就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

    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决心由过去仅统治青海一隅,扩大到统治整个西北。他带着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马骥、建设厅长马禄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到兰州上任。

    马步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

    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但马步芳的迷梦很快破灭。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马步芳花重金雇陈纳德“飞虎队”9架飞机,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先运往香港,后运往中东。

    兰州解放。广州国民政府不放过马步芳,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受阎锡山委派,飞抵西宁,一面要追究马步芳的责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宁为基地作困兽之斗。马步芳不服气,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后,马步芳借口要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背着徐永昌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自己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号啕大哭。也抵达重庆的徐永昌一方面责难马步芳,另一方面借机扣留了马步芳运到重庆的一部分财富。马步芳不敢在重庆久留,不久就飞抵广州。马步芳电令还在西北战场上的儿子马继援速来广州会合。不久,马氏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

    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这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的一条繁华大街。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初,台湾当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的处分。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亲属部下,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3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后,沙特国王特地接见了他,并表示要赠送他一辆小汽车,马步芳婉言谢绝了。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购买了4辆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为当地天气太热,只得暂时转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后,马步芳又带着随行人员迁往吉达海港,那里气候比较凉爽,各国驻沙特领事馆多建在该市。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马步芳名列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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