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袁绍著名人物介绍

    三国袁绍讨伐董卓

    本名:袁绍,字号:本初,所处时代:东汉 东汉末年群雄之一

    袁绍(?-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袁老乡袁老村)人。司空袁逢之子,汉末著名军阀。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其家族也因此有“四世三公”之称。袁绍初为司隶校尉,于初平元年(190年)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合军的盟主,与董卓交战;但不久联合军即瓦解。此后,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过程中,袁绍先占据冀州,又先后夺青、并二州,并于建安四年(199年)击败了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势力达到顶点;但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在平定冀州叛乱之后,于建安七年(202年)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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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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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国袁绍讨伐董卓

    正当袁绍在内宫大肆屠戮宦官的时候,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于北邙阪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董卓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王牌,他拥簇着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主簿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呢!”目睹董卓八面威风,不可一世的模样,刚刚从泰山募兵回到洛阳的鲍信忧虑地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居心叵测,如果不能及早采取措施,就要陷入被动,如果乘他长途行军,士马劳顿,发起突然袭击,还能擒拿他。”袁绍见董卓兵强马壮,心里害怕,不敢轻举妄动。鲍信不觉非常失望,带兵回泰山去了。董卓十分骄横,决意实行废立,以建立个人的权威。他傲慢地对袁绍说:“天下之主,应该选择贤明的人。刘协似乎还可以,我想立他为帝。如果还不行,刘氏的后裔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袁绍一听非常生气,针锋相对地说:“天底下强大的人,难道只有董公你么!”说完横握佩刀,向董卓拱了拱手,扬长而去。

    洪宇宙版袁绍

    袁绍不敢久留洛阳,他把朝廷所颁符节挂在上东门上,逃亡冀州。董卓下令通缉袁绍,当时有人劝董卓说:“废立大事,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因此害怕逃跑,并非有其它意思。如果通缉他太急,势必激起事变。袁氏四代广布恩德,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绍招集豪杰,拉起队伍,群雄都会乘势而起,那时,关东恐怕就不是明公所能控制得了,所以不如赦免他,给他一个郡守当当,那么,他庆幸免罪,也就不会招惹事端了。”于是,董卓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赐爵位为邟乡侯。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他自署相国,又自称“贵无上”,性极残忍。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

    董卓擅行废立和种种暴行,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愤恨,他所任命的关东牧守也都反对他。各地讨伐董卓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讨伐董卓,袁绍是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家世地位,还因为他有诛灭宦官之功和不与董卓合作的举动。本来,冀州牧韩馥恐怕袁绍起兵,故派遣几个部郡从事驻勃海郡监视,限制袁绍的行动。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冒充三公写信给各州郡,历数董卓罪状,称“受董卓逼迫,无以自救,亟盼义兵,拯救国家危难”云云。韩馥接到信件,召集部属商议,他问大家:“如今应当助袁氏呢,还是助董氏呢?”治中从事刘子惠正色说:“兴兵是为国家,如何说什么袁氏、董氏!”韩馥语塞,脸有愧色。迫于形势,韩馥不敢再阻拦袁绍,他写信给袁绍,表示支持他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董,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各有军队数万。

    董卓得知袁绍在山东起兵,就把袁绍的叔父袁隗以及在京师的袁氏宗族全部给杀了。董卓接着派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瓖来晓谕劝解袁绍等各路军队。袁绍指派王匡杀掉了胡母班、王瓖、吴循等人,袁术也捕杀了阴循,只有韩融因为德高望重免于一死。此时,豪杰大多归附袁绍,而且因他一家遭难受感动,人人想着为他报仇,所以州郡蜂拥而起的部队,没有不打袁氏旗号的。

    董卓见关东盟军声势浩大,于是挟持献帝,驱赶洛阳百姓迁都长安。

    但是讨伐董卓的各州郡长官各怀异心,迁延日月,保存实力。酸枣驻军的将领每日大摆酒宴,谁也不肯去和董卓的军队交锋。酸枣粮尽后,诸军化作鸟兽散,一场讨伐不了了之。

    董卓西走长安后,袁绍准备抛弃献帝,另立新君,以便于驾驭。他选中汉宗室、幽州牧刘虞。当时袁氏兄弟不睦,袁术有自立之心,他假借维护忠义,反对袁绍另立刘虞为帝。袁绍写信给袁术,信中说:“先前我与韩文节(韩馥)共谋长久之计,要使海内见中兴之主。如今长安名义上有幼君,却不是汉家血脉,而公卿以下官吏都媚事董卓,如何信得过他!当前只应派兵驻守关津要塞,让他衰竭而亡。东立圣君,太平之日指日可待,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况且我袁氏家室遭到屠戮,决不能再北面事之了。”他不顾袁术的反对,以关东诸将的名义,派遣原乐浪太守张岐拜见刘虞,呈上众议。刘虞却断然拒绝。袁绍仍不死心,又请他领尚书事,承制封拜,也同样被刘虞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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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靖文学形象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许靖形象与正史相似。先后为刘璋、刘备效力,为官清淡,识人善用,年迈时位及人臣,是蜀汉的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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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玄言诗作者。

    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曾著有《遂初赋》自述其志,并著有《天台山赋》。与高阳许洵为「一时名流」。时人「或爱洵高迈,则鄙於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於洵」。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君何如许?」问他和许洵相比怎么样。孙绰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自称「情致」不及,文才有馀。

    据《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记载,绰袭父爵为长乐侯,官拜太学博士(大学教授)、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后历任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哀帝时,迁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统领著作郎(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后阴谋篡位,欲迁都洛阳,并请自“永嘉之乱”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朝廷及众官皆慑于桓温权势,无人敢提异议。唯孙绰挺身上书《谏移都洛阳疏》。疏中写道:迁都乃“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疏上,迁都乃止。不久,转廷尉卿仍领著作郎。孙绰由此而一举名垂青史。(《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

    绰为当时文士之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文誉之隆,由此可见。

    晋废帝太和六年(371年)卒。明人辑有《孙廷尉集》传世。有文集十五卷,《隋书》、《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孙绰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等。在《道贤论》中,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附会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冲),帛远比稽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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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树铮总评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少有的文武双全的人才,一方面,他出身秀才,饱读诗书,袁世凯曾形容徐树铮“一脸的书气”,在民初武人中可谓鹤立鸡群;另一方面,他勤习武艺,晓畅军事,虽有直皖战争之败,但他所拟的战争草案却得到时人高度赞许,皖系的另一人物曾毓隽还认为皖系战败不应归咎于徐树铮,反而是因为各路将领没能好好履行徐树铮所拟的战争草案。徐树铮的活动是紧紧依托段祺瑞的,他与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并称皖系的“四大金刚”,而他无疑是最受段祺瑞信赖和倚重的谋臣,因他如诸葛亮挥动羽扇一般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故人称“小扇子军师”。徐树铮对段祺瑞始终忠诚不贰,鱼水情深,在皖系军阀当权的1916年至1920年间,干出了许多大事,如再造共和、扶段倒黎、引奉入关、武力南征、对日签约、筹建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收复外蒙古等等。徐树铮在活跃于政治舞台期间,为人专横跋扈、锋芒毕露,学者称“徐树铮做事,往往独断独行,亢直自爱,有时令人难于忍耐”,这种处事风格让他与许多军阀官僚的关系搞得很僵,甚至段祺瑞都对此有所不满。

    正是由于徐树铮是段祺瑞的马前卒,而且在军阀中人缘极差,所以直皖战争后段祺瑞倒台,徐树铮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备受攻击。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徐树铮的著作,如《徐树铮秘史》、《徐树铮正传》、《徐树铮轶事》、《徐树铮小凤合刊》、《安福祸国记》、《安福痛史》、《安福大罪案》、《段氏卖国记》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徐树铮加以丑化和抹黑,无不指责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北洋军阀倒台后,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都对北洋集团全盘否定,徐树铮自然也被打入“反动”人物的黑名单中。但由于他曾收复外蒙古,加上晚年与孙中山的联合,所以对他的评价不算太过贬低,甚至比起直系当权时略有上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史料的发掘运用,人们对徐树铮越来越重视,评价也趋向客观,尤其是时下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徐树铮以其收复外蒙古的功绩而耀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抬高,形象也变得正面起来。总而言之,徐树铮如同许多近代人物一样,世人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都是毁誉参半、两极分化,且其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形象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人物,正如为徐树铮作传的学者王彦民所说,徐树铮“有爱国之心之行,亦有误国之处”,“徐树铮一生毁誉交加,毁者谓其罪大恶极,以致杀之而快;誉者倍称其爱国之至,恐继起者无匹”。

    徐树铮各界评价

    袁世凯对徐树铮的评价是:“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

    孙中山在听说徐树铮收复外蒙古后,致电盛赞道:“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树铮)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康有为对徐树铮的评价是:“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其喑鸣废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张謇对徐树铮评价甚高,也对他的死极为痛惜,他所作的挽联是:“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此外他还填了《满江红·挽又铮》、《满江红·题又铮遗像》六首词,表达他对徐树铮的哀悼与追思。

    徐树铮的同僚李思浩的评价是:“段派之中,徐又铮最为芝老所重用,他也最为跋扈,当时敌派对他无不侧目,即段派之中,大多也对他不满。……又铮这个人,有才气,在我看来,也不能算是坏人,但喜欢用权术,而又心地偏狭,目空一切;凡是才力和他差不多的,或妨碍他独揽一切的,他都不能相容。靳(云鹏)是一个,张志潭也是因为受他排挤而投奔直系的。段芝泉对又铮最赏识,真可说是言听计从,而且处处加以包庇。由于徐的心地偏狭,不能容物,有不少人因而背离了段。”

    徐树铮的部下孙仲尧的评价是:“徐树铮才华横溢,文武兼资,而又勇于负责,是中国不可多得之人才。徐树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以及关于西北边防的筹划等,都具有远见卓识。他兵不血刃而能使当时的外蒙取消独立,尤可以显示他的应变才能。只是由于皖系失败,徐氏平时任事太勇,锋芒太锐,遂成为奉、直两系和官场中一般滑官老吏的众矢之的。否则段祺瑞和徐树铮在历史上都将会另有一番记载。”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是:“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就难免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恶和忌嫉的重心。”

    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的评价是:“段祺瑞的统治,主要依靠徐树铮、张志潭、傅良佐、曲同丰诸人,而徐树铮尤为寸步难离的重要僚属。徐树铮威福自擅、左右政局,是段祺瑞的灵魂、段记北洋政府的决策人。直系军阀曾通电声讨徐氏罪状说:‘朦蔽总揆,胁制元首,……国会夭绝,都门祸起。……安福诞生,结党营私,揽权窃柄。……强分界限,挑拨感情,既思以北图南,更谋削直祸皖。……欺蔑前辈,藐视王章。’这正显示出徐树铮炙手可热的显赫权势,而段祺瑞则倚之如左右手,不可须臾离之,甚至不惜以个人去就维护徐树铮的弄权。”

    台湾学者、评论家李敖早年对徐树铮评价不高,他在1962年撰文批评徐树铮之子徐道邻在编写《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中的曲笔,认为徐树铮是“一个心狠手辣、纵横捭阖的宦海人物”,强调“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不认为民国史中关于徐树铮这一段史事,还有多少翻案文章好作,他的为人行事早已为天下人所共见,任何对他的洗刷都难免‘愈描愈黑’之讥”,并指责“他对蒙古的高压政策带来无穷的后患与隐忧”。但后来对徐树铮的评价转变,称赞道:“不但徐树铮的才气不可及,他的功业也不可及。他带兵收复外蒙古,就是一例。……徐树铮收复外蒙,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外蒙虽在徐树铮死后二十年又独立了,但这段历史公论,却将万古长存,不会被历史家忘掉。我现在重看有关外蒙的一些历史,深深感到,当年中国若没有徐树铮,外蒙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徐树铮以一介匹夫,举措攸关国家大计,功在中国,中国真幸亏有他了!”

    徐树铮在蒙古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侵略者,蒙古历史书声称他“侵略”蒙古是受日本嗾使的,谴责他在蒙古推行的军事独裁和铁腕政策,指控他禁止蒙古人自由活动,监视、搜查、拘捕、拷打蒙古人民,强迫蒙古人民为其军队提供服务和劳役,并恢复1912年外蒙古独立以来蒙古人拖欠中国商人的债务和利息,成为蒙古人民身上沉重的枷锁。而被徐树铮处死的蒙古王公达木丁苏荣,也被奉为民族英雄。在蒙古作家仁亲所创作的著名大河小说《曙光》中,亦花费相当篇幅描述徐树铮在外蒙的活动,将其塑造为一个邪恶而残暴的将军,控诉他给蒙古人民带来的灾难。

    详细点击:【民国:徐树铮(北洋军阀皖系名将)】

  •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马隆上言说凉州刺史杨欣失去了与羌人的和好状态,必定会失败。后杨欣果然被鲜卑秃发部首领秃发树机能的支党若罗拔能于武威击败并杀害。因为杨欣的失败,河西地区与西晋就道路断绝,而且令西晋有西顾之忧,无法专心对付东吴。司马炎因而在朝会上感慨地说:“谁人能够为我讨平这些叛胡,开通凉州?”当时其他官员都不能应对,马隆则自荐能够讨伐,并要求招募三千勇士与他西进;司马炎于是命马隆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此时有官员反对,说司马炎应以国家既有军队讨伐,不应另行赏募,乱了常规,但司马炎不听。

    马隆后就选拔勇士,合格的人要能拉起三十六钧(约238公斤)的弩和四钧(约26公斤)的弓。到中午时选得三千五百人,马隆即要到武具库选杖,但武库令与马隆有积怨,只以一些已腐朽的杖给马隆,马隆不满而遭御史中丞弹劾,马隆力争后,司马炎下令依从马隆的意思,又给马隆三年的军需品。

    详细点击:【晋朝:马隆(西晋名将,兵器革新家)】

  • 1897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1898年9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见,随后卷入了政治风暴中。当时光绪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势成水火。康有为等维新派(帝党)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7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乃举荐袁世凯为侍郎。9月18日(阴历八月初三),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颐和园,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天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将“围园劫太后”的阴谋告知袁世凯,并胁迫袁世凯动员新建陆军来实施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不得已答应了维新派的请求,打发走了谭嗣同。9月20日(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同日乘火车到天津。9月21日(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遂告失败,史称“戊戌政变”。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但并不属实。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但是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加重了政变的后果。所以在戊戌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

    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于瀛台。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此事亦成为袁世凯的一大负担,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戊戌日记)来为自己辩解。

    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在此前后,他的新建陆军也从天津小站调往山东境内布防,使其躲过了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得以迅速扩大,成为袁世凯最具实力的政治资本。当时山东盛行排外的义和团,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抚毓贤的纵容态度,全力镇压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入侵,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据某些史料记载,李鸿章临终前曾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遗言,但据考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李鸿章去世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可以说是“非袁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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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即是空,水即是空,花花草草亦即是空,到此恍然空诸所有;

    天不可说,地不可说,人人物物都不可说,既然如此说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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