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个人作品

    三国个人作品

    中文名:曹髦,别名:曹彦士,国籍:曹魏

    曹髦(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三国时期曹魏第四位皇帝,公元254-260年在位。曹髦即位前为高贵乡公,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身为宗室的曹髦被立为新君,但曹髦对司马氏兄弟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于公元260年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带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授予铠甲兵器,率领僮仆数百余人讨伐,然而此次行动却被司马昭知晓,在司马昭心腹贾充的指使下,曹髦被武士成济所弑,年仅20岁。曹髦擅长书写诗文,另外他的绘画艺术也很是不错,是一个善于琴棋书画的才子,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传于代,又有《黔娄夫妻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目其为中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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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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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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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对历史的爱好者而言,很多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文化等历史知识方面的积累,需要平时日积月累,多闻、多思;敬请顺便多了解以下“推荐的历史常识”,也有利于增长自已的智慧;】

  • 1.蚩尤与炎帝

    蚩尤与炎帝的关系相当复杂,说法各异。一种观点认为,蚩尤可能一度臣属于炎帝或曾经加入以炎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但后来蚩尤与炎帝发生激烈冲突,并大败炎帝。

    以夏曾祐、丁山、吕思勉为代表的一些史学家,认为蚩尤即炎帝。他们以《水经注》对涿水的记载为主要根据,考证出蚩尤、黄帝对战的“涿鹿”和炎黄对战的“阪泉”实为一地。两次大战实为同一次,而蚩尤与炎帝之所指也便相同了。另外,蚩尤和炎帝都以牛为图腾,这与蚩尤在后世的图腾形象一致。

    而另一种观点提出,蚩尤为炎帝之后。二者属于同一部族,均为部族或其首领的称号。则黄帝先在阪泉之野击败炎帝部族,蚩尤部族看不惯而与黄帝大战于涿鹿,战败之后,首领擒杀,大部分族人则归顺黄帝,部分被迫南迁,成为后来南方各地的苗族。

    2.蚩尤与黄帝

    在长期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社会中,一向强调“正统”观念,史家又多有“成王败寇”的传统。黄帝战蚩尤逐渐被描述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代表,流传甚广。蚩尤被妖魔化始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在非儒家文献如《逸周书》、《山海经》中对蚩尤与黄帝交战的描述则相对客观。在道家经典《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对蚩尤多有同情,而谴责黄帝。

    另外,蚩尤与黄帝的除敌对关系外,还可能有过臣属关系。黄帝曾使蚩尤主管金属冶炼,辅佐少昊。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则把蚩尤说成黄帝“六相”之首,地位甚高。战国时代的韩非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更具神话色彩。

    3.蚩尤与九黎、三苗

    蚩尤乃九黎首领,记载颇多,偶有争议。蚩尤代表的九黎与另一部落集团三苗的关系,根据《尚书》与《国语》等多种古籍及其传、注记载,三苗出自九黎,而为九黎之后。九黎战败,族人流散,演变为三苗。《六韬》说:“尧伐有苗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则说为“尧战丹水以服南蛮”。有学者认为古书中的三苗本在北方,与后世的南方少数民族无关。近代有大量学者如王桐龄、梁启超、闻一多、胡适等认为,现代的苗族就是三苗的后裔,但章太炎、吕思勉等少量学者与此看法不同,认为现代的苗族与三苗无关。

    4.蚩尤与东夷

    今人常称蚩尤是东夷的首领。其实“东夷”是商、周时代“华夷五方”格局形成后的称呼,时代较蚩尤晚得多,或曰东夷乃蚩尤之后,更为恰当。

    5.后世子孙

    蚩尤败于黄帝,族人四散。后世可能与之相关的民族有汉族、苗族、瑶族、羌族等。

    ①汉族:蚩尤败后,大部分人融于炎、黄集团,从而成为部分华夏族的祖先来源,以至当今汉族的先民。一些汉族姓氏可能和蚩尤有关,如邹、屠、黎、蚩等。

    ②苗族:根据大量的苗族史诗、歌谣、传说,蚩尤是苗族的祖先,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民国以来学者提出,苗族先民在上古时代本来居住在黄河流域,由于被黄帝部落(华夏族)所败,被迫迁徙至今天的贵州和湘西、鄂西南等地区。

    ③羌族: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蚩尤部分族人向西迁徙,若承认蚩尤与三苗的关系,蚩尤也可能是羌族的先祖。

    详细点击:【上古:蚩尤】

  • 颛顼、帝喾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帝王,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基根,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国学大师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汉以前人相信轩辕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

    详细点击:【上古:颛顼】

  • 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名别名在位时期在位年数都城鲧鮌、白马(崇伯鲧)不详不详大夏崇禹大禹、戎禹、高密、文命(夏禹、帝禹、崇伯禹、夏伯禹)不详不详高密夏朝(前2070-前1600)启开(夏启、夏后启、夏后开)前2070年—前2032年39载康太康前2031年—前2028年4载斟鄩

    后羿代夏期

    后羿前2027-前2020年8载康中康、仲康、仲卢前2019年—前2001年18载相相安前2000年—前1973年28载帝丘“无王”时期(前1972年─前1933年)寒浞康少康前1932年—前1912年21载纶帝丘杼予、宁、伫、宇、相曼、舆、季杼前1911年—前1895年17载原老丘槐芬、方、祖武、芬发前1894年—前1851年44载芒荒、和前1850年—前1833年18载泄洩前1832年—前1812年21载不降降、江成前1811年—前1753年59载扃乔、扁、高阳前1752年—前1732年21载廑胤甲、广、顼、董江、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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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司马迁的《史记》称姬燮为夷王,而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多称姬燮为彳屖 王(彳屖音同夷,为古汉字,输入法无法输入,特注明)。

    详细点击:【周朝:姬燮】

  • 物生平

    继承王位周懿王姬囏(囏又作艰、坚),是周穆王姬满之孙,周共王姬繄扈之子,约生于周穆王四十年(前937)。周共王在位时,将姬囏立为太子。周共王二十三年(前900),共王薨,太子姬囏继位,是为周懿王。诸戎侵周周懿王继位后政治日趋腐败,国势衰落。周懿王元年,严允侵犯西周,国人深受其苦 ,作诗讽刺周懿王治国无能。周懿王七年,西戎侵略周境,一度兵临宗周镐京。周懿王十三年,北方翟人侵略岐周。成康昭穆时期,边境戎狄一直被压制,而周懿王即位后,他们不断侵犯西周,甚至数次抵达京畿所在,证明此时西周国力衰落的很厉害。国力衰弱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而统治者自身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周懿王七年二月,朝廷任命益公牧统辖百事僚(天尹之职)。在任命辞中说:官僚骄横淫奢,不顾先王制定的律令乱行暴虐,残害小民,结果引起小民反抗,危及己身,都是咎由自取。严令益公牧要按先王政令办事,明察确断,以律量刑 。这既证明周懿王有整顿朝纲之心,也证明了当时政治混乱的局面。而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周懿王并未能扭转颓势。周懿王二十一年,虢公奉懿王命率领周师北伐犬戎,结果大败而归。王权不振册命制度是西周时期的一种任命、赏赐官员的制度,是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彰显王权非常重要的表现仪式。《走簋》 、《卫簋》 、《免尊》 、《师毛父簋》 、《师奎父鼎》 、《豆闭簋》 、《辅师嫠簋》 、《扬簋》 、《免簋》 等彝器铭文表明,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的册命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在任命、赏赐的过程中出现了导引受命者的佑者和宣读册命的史官。册命制度进一步完善,是在任命、赏赐的过程中有朝觐周王的礼仪:“立中廷,北向”。要特别指出的是“立中廷,北向”并不是简单地立于庭院中央面向北方,它实际上是接受册命之前朝觐周王的两种礼仪的名称,相当于文章的标题。“立中廷”可能是受命者在佑者导引下到达接受册命的位置的礼仪,而“北向”则可能是受命者到达接受册命的位置后,对周王行拜见之礼的礼仪,这些可以从《望簋》 、《盠方彝》 、《救簋盖》 《利鼎》 《师虎簋》 等彝器铭文中可以看出。而周懿王时期的《师□鼎》 和《訇簋》 铭文都只记载了册命的内容,却没有像前代那样对整个册命过程进行描述,昭穆时期宣读册命的史官在册命过程中消失了身影。特别是《訇簋》中具体提到了诸侯进宫接受册命:“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佑訇。”过程却没有只言片语。这表明,在册命过程中朝觐周王的礼仪,显然引起了元老大臣们的不满,加剧了周王室与诸侯大臣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些旧有的礼仪和制度被打破,不再呼史官宣读册命。不仅如此,从簋盖 、同簋 等铭文中直接用“命”这个词能够看出,册命程中宣读册命的人改为周懿王本人。由此可见,周王至高无上的光环这时已经开始消退。《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至于具体衰落到什么程度却语焉不详。这些彝器铭文正好可以补充史料的不足,从侧面证明周懿王时王权不振的情况。虽然周懿王治国能力欠佳,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着周王朝的政权。周懿王九年九月,懿王命益公征眉国。益公获胜,归京向懿王报捷,并报告眉国酋长敖即将前来朝拜周王。同一年,周懿王委命吕服余接替备仲,统辖周六师,赐六师将服;命申承其祖大祝之职,管辖丰人兼九戏祝 。周室顺利迁都也证明了这一点。忧惧而终周懿王七年(前893)冬,西周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暴雨和冰雹袭击王都槐里,有许多家畜和家禽被冰雹打死,继而寒流猛增,天气奇冷,连嘉陵江和汉水都封冻。有的人来不及防寒,竟被活活冻死。周懿王十分迷信,因为“天再旦”感觉不祥,将国都从镐京迁往新都槐里,没想到的是在新都依然诸事不顺,出兵远征犬戎被打得狼狈而归,民生怨恨。紧接着降临罕见的天灾,王都附近一片狼籍。他感到十分恐惧,认为是上天在惩罚他,终日担心天神会来索取性命,疑神疑鬼,寝食俱废。周懿王八年(前892)春,周懿王去世,终年约四十六岁,谥号懿王,葬于毕原。史书上说“温柔贤善曰懿”,故谥号周懿王。周懿王死后,其叔父姬辟方继位,是为周孝王。

    详细点击:【周朝:姬囏】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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