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国刘禅流离乱世

    三国刘禅流离乱世

    本名:刘禅,别称:刘禅,字号:公嗣;升之

    刘禅(shàn)(207年-271年),即蜀汉后主,字公嗣,小名阿斗。刘备之子,母亲是昭烈皇后甘氏,三国时期蜀汉第二位皇帝。幼年时多遭难,幸得大将赵云两次相救,刘备定益州后入蜀,蜀汉建立后被立为太子。于公元223年继位为帝,在位四十二年。期间拜诸葛亮为相父,并支持姜维北伐,在位后期宠信黄皓,致使蜀汉逐渐走向衰弱。景耀六年(263年),魏将邓艾从阴平入,克绵竹,杀诸葛瞻父子,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后,刘禅及一些蜀汉大臣被迁往洛阳居住,受封为安乐公,后在洛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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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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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国刘禅流离乱世

    《魏略》记载:当初刘备在小沛,未曾想曹操突然来打,慌忙逃跑丢弃家属,当时刘禅几岁,跟着人西入汉中被人卖了。建安十六年(211年),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因乱失散的刘备长子刘禅,遂养以为子,为娶妻立家,刘禅只记得其父字玄德。邻居有姓简的一个人,后来刘备攻下益州简某当了将军,刘备派遣简某到汉中和刘禅相见,由张鲁送归益州,刘备立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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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以致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在我国历来的官方正统史中,一直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始君。

    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我党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自西方牧进入中部地区,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业,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在战争初期,黄帝由于兵力不足,又对地形气候不了解和不习惯,因而“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3];后来黄帝族创制了指南车以识别方向;[4]并大大增添实力,[5]才转败为胜。最后双方决战于涿鹿,九黎被打败,其首领蚩尤也被擒杀。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吴起)说,三苗国的地点大致在长江流域内一块狭窄的地方,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无从考证,因为战国时代离三苗时代已经过去近2000年,而且吴起之前,大多把三苗作为中原地区民族。从古籍(尚书)的记载来看,三苗作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尧舜禹时期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其遗部被迁往西北。

    三苗与后来荆蛮是否有关系,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地点并不对应,虽然都在长江流域,但荆蛮的地点大致在长江上游的汉水流域,而三苗的地点,无严格考证,如果根据吴起的话,大致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狭窄区域,在时间上更不对应,相隔了一千多年。

    三苗与后来的苗族,更不存在对应关系,“苗族”这个称呼是宋代才有的,与三苗时代隔了三千多年,而且苗并非苗族的自称,是宋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从考古来看,如果三苗确实存在,应该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但这两种文化都具有强烈的藏缅民族特色,以虎为图腾,而苗族文化无法找到与之有明确对应关系的证明。

    可见三苗、荆蛮、苗族,并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它们是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族群。

    但是九黎和三苗还是有一定关系,《周书·吕刑》的“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宋代以后,一些人将苗族和三苗联系起来,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9]。但是这些书大都是一些游记、县志之类,不具权威。

    《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今天的青海,西至今天的西藏,南至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今天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如今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当是黄帝、炎帝、蚩尤。而且,可以说黄帝、炎帝、蚩尤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关于中国人民怀念黄帝、炎帝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著的文章作了阐述,而对中国人民怀念蚩尤的情况则论述得很少。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谈谈中国人民长期怀念蚩尤的情况。

    首先,在蚩尤死后,黄帝及其后代帝王都把蚩尤奉为“兵主”,视为“战神”来崇敬和缅怀。《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后世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由此可见,蚩尤在九黎部落联盟战略被擒杀而死以后,黄帝及其族人们就将蚩尤的形象用来威吓天下八方,从而将蚩尤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对蚩尤加以崇敬和缅怀。

    其次,近代以来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长期地怀念和祭祀。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意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蚩尤的化身,这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载的“蚩尤所弃其桎梏进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词的含义也是把蚩作为苗族的始祖来看待和怀念。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有相当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长期怀念着蚩尤。民间传说,一直在说蚩尤是一位长期受人怀念的历史人物。《苏氏演义》说:“冀州人把蚩尤称为神,民间人常作戏;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汉武帝时,太原人还为蚩尤立祠;。如今,河北省涿鹿县仍有蚩尤墓、蚩尤碑、蚩尤祠、蚩尤庙等,深绶当地人民的怀念和祭祀。

    详细点击:【上古:蚩尤】

  • 姓名

    汤又名履,古书中说:“汤有七名”。见于记载的有:汤、成汤、武汤、商汤、天乙、天乙汤。甲骨文中称作唐、成、大乙、天乙。金文和周原甲骨文中称作成唐。天乙、大乙、高祖乙是商族的后人祭祀汤时所称的庙号。在古书中还被尊称作武王。

    汤见伊尹

    商汤去见伊尹,叫彭氏的儿子给自己驾车。彭氏之子半路上问商汤说:“

    您要到哪儿去呢?”商汤答道:“我将去见伊尹。”彭氏之子说:“伊尹,只不过是天下的一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如果您一定要见他,只要下令召见而问他,这在他已蒙受恩遇了!”商汤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如果现在这里有一种药,吃了它,耳朵会更加灵敏,眼睛会更加明亮,那么我一定会喜欢而努力吃药。现在伊尹对于我国,就好像良医好药,而你却不想让我见伊尹,这是你不想让我好啊!”于是叫彭氏的儿子下去,不让他驾车了。

    网开三面

    《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商汤有一次外出,看见在一处茂盛的林子里,一个农夫正在张挂捕捉飞鸟的网,东南西北四面挂的都有。待网挂好后,这个农夫对天拜了几拜,然后跪在地上祷告说,“求上天保佑,网已挂好,愿天上飞下来的,地下跑出来的,从四方来的鸟兽都进入我的网中来。”汤听见了以后,非常感慨说:“只有夏桀才能如此网尽矣!要是如此的张网,就会完全都捉尽啊!这样做实在太残忍了。”就叫从人把张挂的网撤掉三面,只留下一面。商汤也跪下去对网祷告说:“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想往左跑的,就往左飞,想往右跑的,就往右飞,不听话的,就向网里钻吧。”说完起来对那个农夫和从人们说,对待禽兽也要有仁德之心,不能捕尽捉绝,不听天命的,还是少数,我们要捕捉的就是那些不听天命的。诸侯听说这件事以后,都称颂说:汤真是一个有德之君。那个农夫也深受感动,就照汤的做法,收去三面的网,只留下一面。这就是流传到后世的“网开三面”的成语故事。

    商汤灭葛

    葛国(今河南商丘宁陵县)是商国国都亳(今商丘谷熟镇西南)西边的一个方国。葛伯忠实于夏桀,是夏桀在东方诸侯国中的一个耳目。恰巧葛伯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就连视为国家大事的祭祀天地神鬼都不愿执行。汤恐葛伯妨碍他灭夏,将他的活动报告给夏桀,就想争取葛伯不再为夏桀效力,助商灭夏。汤得知葛伯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举行过祭祀,就派了使者前去询问原因。葛伯很狡猾,深知商国的畜牧发达,有大量的牛羊,就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都要用许多牛羊,我们现在没有牛羊,拿什么祭祀呢?”商使回报给汤。

    汤听使者回报说葛伯之所以不举行祭祀是没有牲口,就派人挑选了一群肥大的牛羊给葛伯送去。葛伯见商汤相信他的谎言,居然得到了不少牛羊,就将牛羊全部杀来吃了,仍然不祭祀。汤得知葛伯又没有祭祀,再次派使者至葛询问为什么不祭祀?葛伯又说:“我们的田中种不出粮食来,没有酒饭来作贡品,当然就举行不了祭祀。”汤得知葛伯是不关心人民生产,只知享乐的人,就派商国的人前往葛国去帮助种庄稼。

    葛国人民在葛伯这个昏君的统治下,生活非常痛苦,衣食都不能自足,当然更不能为商国人提供饭食。汤派商国边境的人往葛国送去酒饭,给帮助耕种的商国人吃,送酒饭的人都是些老弱和孩子。葛伯就每次派人在葛地等候送酒板的人来后,将酒饭抢走,还威胁说不给就要被杀死。有一次,一个孩子去送酒肉,因反抗抢劫,竟被葛伯的人杀死。汤见葛伯是死心塌地的与商国为敌,不能再用帮助的办法来争取。就率兵到葛国去把葛伯杀了。因为葛伯不仁,葛国人民早就怨恨,见汤杀了葛伯,就表示愿意归顺商国。

    汤灭葛的行动,在诸侯中不但没有人反对,还指责葛伯的不仁,被杀是咎由自取。有的方国的人民怨恨夏桀的暴虐,还盼望商汤前去征伐,愿意从夏王朝统治下解脱出来归顺商汤。还有一些方国就自愿归顺汤,汤对归顺的方国都分别授以玉珠作冕冠的玉串和玉圭。显然是居于一个诸侯盟主的地位,行使国王的权力。商汤从伐葛国开始,逐步翦除夏朝的羽翼。

    左右贤相

    商汤的左相仲虺和右相伊尹是两个身世和经历完全不相同的人。

    仲虺是个奴隶主,从他先祖起就世代在夏王朝做官。伊尹是个奴隶,从他少年时代起就过着流浪生活,后来成为商汤妻子陪嫁的奴隶。

    汤是个识才之君,任用了二人为左右相。商汤有了仲虺和伊尹的辅佐,首先是治理好内部,鼓励商统治区的人民安心农耕,饲养牲畜。同时团结与商友善的诸侯、方国。在商汤的仁义以及仲虺、伊尹的鼓动下,一些诸侯陆续叛夏而归顺商,归商的诸侯很快地就增加到四十个,商汤的势力也愈来愈大。

    详细点击:【商朝:商汤】

  • 康丁在位期间,继续对西方的羝方、系方等方国部落进行征伐,也未能将其降服。康丁晚年信巫教,使巫教势力大增,已经危及到王权。

    他在位时,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成为商王朝欲用兵的重点。商王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由于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康丁时抗击羌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擒杀羌方伯,占领羌方部分土地,并派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逐、何等五族戍守。但羌方并未被攻灭,成为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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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王伐纣周文王十五岁时生武王, 武王即位后,继续用姜子牙为国相,以兄弟周公旦、召公奭为助手,进一步整顿内政,增强军力,国力日益强盛。受命九年(约前1048年)姬发在盟津(孟津)大会诸侯,前来会盟的诸侯有800个,一起举行伐商演习。受命十一年(约前1046年),商纣王穷兵黩武,持续发动征讨东南夷的战争,已把商朝弄得国困民乏。武王见时机己到,便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亲率战车300辆,虎贲3000、甲士45000人,进攻朝歌,在牧野大败商军后攻入朝歌。商朝因为军人不足,故武装奴隶兵,奴隶对商厌倦,阵前倒戈,殷商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周武王以钺砍纣王遗体,代表诛杀商纣,殷商正式灭亡,史称武王克殷。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追封父亲为文王,并分封诸侯。牧野之战牧野之战又称“武王伐纣”,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进行的决战。由于帝辛(商纣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最后兵败自焚,商朝灭亡。《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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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道微缺姬瑕,周康王姬钊嫡长子。康王二十五年(前996)周康王去世,姬瑕即位,是为周昭王。中国第一个见于史册的治世成康之治后,西周王朝应该迎来一个盛世,但此时西周王朝的执掌者却“王道微缺”。周昭王十四年(前982)夏四月初八,镐京突然出现反常的自然现象,河、井、泉、池里的水同时泛涨,井中的水竟然溢出井外,紧接着宫殿和民宅山川大地都摇晃起来。夜里有五色光气入贯紫徽星座,遍于四方,尽作青红色,天空竟然看不见二十八宿 。古人认为天象和人间为表里,王道缺失才招致异象叠生。如果说所谓天象只是古人迷信无知,那么周昭王处置国事的态度就是确证无疑的“王道微缺”。周昭王十四年秋七月,鲁国发生政变,鲁侯之弟姬沸杀死兄长鲁幽公姬宰夺取侯位,自称魏公。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周昭王竟听之任之,既不发兵征讨,也不兴师问罪,致使天下恃强凌弱的现象屡屡发生,朝纲由此偏斜。东夷之战周昭王十六年(前980),昭王率军对东夷各国(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进行军事威慑。东夷是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西周初年,这些方国部落对周王朝时服时叛。经周公、周成王东征,周势力达到今山东境地,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是年,以楚为首的方国部落进犯周朝疆土,周昭王集结大军,南征楚荆。为稳定后方,先向东夷进兵。各夷国见众寡悬殊,纷纷归顺。至周昭王伐楚时,东夷南夷有二十六邦国前来臣服朝见。东夷之战加强了周王朝对东夷诸国的控制,孤立了荆楚。昭王伐楚据《竹书纪年》记载,昭王伐楚,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前985),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 。一般认为此次战争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犀牛)。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前982),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周军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损失严重。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 。据鲁纪年推算,此时为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此次伐楚声势浩大,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但结果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昭王伐楚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样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了重重迷雾,甚至连周昭王征伐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存在争议。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楚子)”,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楚子)并立于楚地的楚蛮。“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楚子,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 。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 。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而楚蛮在周昭王时期占据地域广大,大约在今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且占据铜矿主产地铜绿山。在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王逸注《楚辞·天问》 。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南巡不返《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第三次伐楚对西周的军事力量打击很大,周昭王薨于汉水,全军覆没。经过春秋笔法润饰的正史对此事讳莫如深,无法获知详情。北宋时期,在湖北安陆一带出土了六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称为“安州六器”,透露了周昭王南巡的相关信息。周昭王十六年,昭王南巡亲征,征伐楚荆。为了保证进军的顺利,他任命一个姓南宫的人为统帅,一个叫中的人为先锋。中带领军队联络汉阳的姬姓诸侯,为大军开路,并在邓国和曾国为昭王准备行宫。一路上得到了汉北各姬姓诸侯的支持,军队人马更加壮大,很快深入江汉腹地。原来臣服于楚荆的大部族、小方国纷纷归顺。中的先头部队到达长江,后军随后赶到,王师攻占了鄂部驻地,大军沿汉水东岸南下,到达长江边后,昭王留下一支人马在江北守卫渡口,自己亲率大军渡江南下。扬越的鄂部将主力退缩到南面的大山中,昭王占领了铜绿山。然后昭王渡江北上,在唐国(今湖北随州西北)大会汉阳诸侯,论功行赏,给先锋中很多马匹和铜材,元帅南宫也得到了很多赏赐。后来,中用昭王赏赐的铜材铸造了一批青铜礼器,并在上面刻上了文字,记载此次战争和他所得到的赏赐,昭王给贵族们分发一些铜材,然后将大量铜材运回。这些铜材多被用来铸造青铜器,其中就包括上述的安州六器。周昭王占领铜绿山后,留下了少数王师镇守铜绿山,率领大部队返回。然而,鄂部一听周军主力已经撤走,又夺取了铜绿山,昭王决定再次亲征。周昭王十九年,昭王率大臣祭公等,以戍卫镐京的西六师再攻楚荆。开始时形势很好,周军从唐国(今湖北随州北面)出发,经过厉国、曾国向南顺利推进。为了壮大声势,昭王还派出使臣到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争取支持。昭王本人则率师沿江而上,直抵夔国边境(今湖北秭归)。然而回师汉水时,周军却遭到了楚荆部队的强烈抵抗,又遭遇了异常天气,全军覆没。姬瑕二十七岁即位,在位执政虚记二十年,卒于昭王十九年(前977),终年四十六岁,尊号周昭王。古书上说“仪容恭美曰昭”,故谥号昭王。周昭王崩后没有向诸侯告丧,宗室诸侯拥立周昭王长子姬满继位,是为周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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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详细点击:【春秋战国: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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